险和后果的方法呢？

    此次大明的讨逆进兵，显然好像突然之间，给了许多人答案。

    若是明军可以借此针对叛乱进行打击，那岂不是变成了一本万利？如此一来，不但倭国的国门大开，亦可高枕无忧。

    正因如此，此番进兵，商报对此最是关注，不只是关注，而且它叫嚣的最是厉害，可谓是上蹿下跳，喋喋不休地称颂明军讨寇如何合理合法，一面又各种指责倭寇叛军的野蛮。

    这等言论，显然对天下的军民大有影响。

    大明的诸多学者，似乎一下子反过来了。

    以往以儒家为首，提倡与民休息的大儒如今销声匿迹。

    而叫嚣要在天下四方讨逆的学者，他们的文章，几乎渐而成了主流。

    倒不是因为，以往的大儒，他们的言论没有道理，儒家经过了千年的理论完善，他们的理论体系，显然要比新学的学者们，要扎实的多。

    真正的原因就在于，现在几乎各大能够见诸报端的文章，几乎对于以往的大儒文章都拒之门外，而对那些提倡讨逆的文章，却极为青睐。

    报纸的传播力，是从前讲学模式的十倍甚至百倍，而叫嚣讨逆，即可获得丰厚的稿费，得到巨大的声望，反观现在的大儒，却已开始穷困潦倒，费劲脑汁的写的文章，却几乎鲜有传播，此消彼长，可见一斑。

    且随着一篇篇文章的出现，大量的学者，也开始在此基础上，拼命去寻找理论基础。

    这就好像，在士绅土壤成长出来的大儒一样，虽是先射箭再画靶，因为土地需要大量的人力，而征发大量的士兵以及徭役，必然伤害农业生产，且四处征战，无利可图，因此大儒们开始渐渐抛弃汉时的大复仇观点，转而选择忍耐和不征。

    而现在的这些学者，如今也在拼命的从各种古籍之中，寻找出古人的各种言论，用以充实自己的观点。

    以至于，不少文章甚至大量引用孔圣人、孟子、荀子、董仲舒的话，表面上，话还是那些话，可解释权却完全变了。

    在此前大儒们的诠释之中，圣人推崇的乃是垂拱而治，是温和的形象。

    而新的学者，则也效仿此前的大儒，断章取义一般，直接摘抄这些古之圣贤们的只言片语，转瞬之间，圣人和先贤们，仿佛摇身一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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